医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

医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

古代宫廷中，医事职官及其所属机构，虽与女官、宦官并列，实则非朝廷命官，不属于文武两班，未置身朝堂。他们与内务府、御膳房、织造局等机构共同构成了皇室服务体系。自周秦至明清，医事职官制度历经演变，从简至繁，从不完备至较为完备。

夏商之际，国祚初立，规模有限，机构亦简，官职分工尚不明确。当时，执掌大权的官员多被称为“史”或“巫”。医术与巫术常相交织，形成“巫医合一”的独特现象。

周朝时期，这一现象发生了显著转变，巫术与医术逐渐分离，同时，专门化的医疗卫生机构应运而生，并配套了相应的管理机制。

秦汉之际，医官体系日趋成熟，秦朝设有太医令，汉朝沿袭其制，更上层楼，医学发展步入巅峰。医官体系庞大，名目繁多，包括天子之医、太医、乳医、女侍医等。

魏晋时期，虽沿袭汉制，却多有变革。晋朝增设太医令史于宗正府。东晋哀帝将太医并入门下省。南北朝更迭，官制多沿魏晋旧制，亦有所调整。南朝宋设太医司马于殿中省，南齐则设太医令及丞，北魏恢复西汉制，太医令归太常，并设尚药局。南梁、北周等朝增设太医正。南朝在门下省设太医署，由侍中主管。

隋朝的崛起，终结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。为强化中央集权，确保国家统一，隋朝大力整顿并创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，对后世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《隋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，文帝时期，门下省统管尚食、尚药等六局。

唐代医事官制承袭隋朝，却有所创新。特别是对太医署的改革，构建了清晰的医政体系、医疗结构、医学教育及药物制备等机制，职责分明，人员配置详尽，其合理性与严谨性超越前朝，影响深远，乃至朝鲜、日本。

宋代时期，中央集权与专制主义发展至顶峰，官职与实权分离现象亦随之显现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，太常寺下设太医局，成为医学行政与教育的最高机构。该局设提举一职，判局两员。提举为正职，副职判局则“选知医事者为之”。太医局规模庞大，设有丞、教授，九科医生共三百人。

辽代官制以双轨制为特色，设有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体系。北面官源自辽自创官制，主要负责契丹及游牧民族事务；南面官则参照唐宋官制，主要管理汉人等事务。《辽史·百官志》记载，辽代设有太医局、汤药局，并配置局使、副使及都林牙使、汤药小底等官职。都林牙使、汤药小底均为辽官称谓。此外，为迎合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骑战、射猎、放牧习性，特设医兽局。《辽史·天祚皇帝纪》提及，翰林院设有翰林医官。保大二年（1122年），翰林医官十余人参与大计，并获赐进士及第，官职各有不同。

金代官制体系不健全，常因事设官，导致机构繁杂，人员众多。在医事管理方面，既保留了宋代制度，又融合了女真族特色。《金史·百官志》载，金朝设有太医院、御药院、尚药局、惠民局等机构。

元代官制主要承袭自宋、金，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僚体系。在医事领域，机构种类繁多，药政机构亦林林总总。

《元史·食货志》与《元史·百官志》记载，元代于大都（今北京）及上都（内蒙开平）均设立惠民药局，各路亦分设药局，专司药剂销售，“精选良医主持，以疗贫疾”。另设广济提举司，负责配制药物，救济贫民。元代统治者既施药于贫病者以抚民心，又严令禁止假冒医术谋财，严禁销售巴豆、砒霜等毒药及各类堕胎药，违令者皆受重罚。

为提升医术水准，元代设立医学提举司，官秩五品，下设提举、副提举等职务，负责考核各地医者、检验太医教官、校对医书、培养太医后裔及鉴定药材。同时，官医提举司亦秩五品，设有提举、同提举、副提举等职位，专责医户徭役与诉讼。太医散官品级自三品至八品不等。

明初官制承袭汉唐遗风，历经岁月洗礼，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。在医事管理上，虽多沿袭前朝规制，但在官员配置与机构职能上亦有所调整。明初医官设置频繁变动，而皇家药政机构的规章则比前朝更为周密详尽。

清代国家行政机关，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。其太医院制度，经过历代不懈的完善，已较为完善。首先，强化了御医值班制度；其次，严格实行等级与晋升机制；再者，设立相应的奖励措施；最后，对太医院医官的服饰与俸禄，亦设有严格的品级规范。